先行经济体结构调整成功在哪里

先行经济体结构调整成功在哪里

先行经济体结构调整成功不是偶然现象，也不是某一项政策的结果，而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。　　结构调整核心是转换增长动力，只有采取“挤压式增长”的追赶经济体在到达某一时点，才同时面临增长阶段和增长动力转换。如果对照先行经济体的结构调整经验，可以发现其政策组合具有一些共性。　　结构调整时期的政策组合三大支柱是：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和平衡性的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，以放开管制和减税为主的供给政策，以金融安全网和社会安全网为主的托底政策。　　世界经济史上结构调整典型案例　　历史上先行经济体在结构调整时期，具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。　　1。成功案例　　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，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，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，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、产业结构偏重，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冲击，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整。日本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，抑制了物价、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，企业在调整产能、压缩成本、节约能源、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。　　1970年代日本主导产业由高速增长期的钢铁、造船、石化等重化工业升级至中低速增长期的汽车、电子、精密仪器、机械等高端制造业。当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，对日本而言便成为重大机遇，日本产品在1980年代畅销世界，甚至占领了美国市场。　　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面赶超，被迫选择结构调整。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通胀飙升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取了坚决控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，里根政府采取了以减税、放开管制和私有化为主的供给政策。1980-1990年代美国成功升级到IT信息产业，并在1990年代以后继续引领世界经济。　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，韩国同时面临外部冲击和内部经济减速。韩国政府接受IMF建议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平衡性的财政政策，对四大部门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结构改革，不仅克服了金融危机，而且完成了从新兴经济体向成熟发达经济体的转变。　　2。失败案例　　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，日本为了缓解日元升值的影响，采取了货币财政双宽松的政策，引发了严重的资产泡沫，企业投机行为盛行。最终泡沫在1990年代初破裂，日本在1990年代错过了全球信息化的增长浪潮，陷入失去的二十年。　　1990年前后，韩国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、出口增速放缓、制造业比重下降等因素，出现了经济减速迹象。但是，由于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必然性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必要性认识不够，韩国政经各界拒绝减速，在1990年代初期试图通过举借外债刺激投资继续维持过去的高增长，政策出现重大失误。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不能退出，金融被迫加杠杆，低效投资和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，最终不得不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终结。　　结构调整时期的政策共性　　对照国际经验可以发现，结构调整时期的政策组合具有一些共性，“政策包”的三大支柱是：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和平衡性的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，以放开管制和减税为主的供给政策，以金融安全网和社会安全网为主的托底政策。其中，中性货币创造环境，供给改革提升效率，安全网保障稳定。　　1. 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　　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减速而不是周期性放缓，出路在于结构调整而不是需求刺激。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为结构调整创造环境，而不简单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。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，增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独立性，如果过多关注增长和就业，容易回到需求刺激的老路上。　　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，降低社会综合成本，增强国家竞争力；有利于为企业压缩成本、提高管理水平、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压力和动力，增强长期增长潜力。反之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高资产泡沫，由于进行创新的周期长、难度大、不确定性强，企业容易选择房地产投机。而资产泡沫本身并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将造成资源错配，削弱国家竞争力和长期增长潜力。　　2. 平衡性的财政政策　　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需要平衡性的财政政策配合，防止转向投资刺激而延缓经济转型。由于转型方向和创新的不确定性，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压缩经常性和投资性支出，对小微企业、企业创新投入、设备投资等实施减税，更多地让市场找出路。　　3. 放开服务业准入　　工业化后期，增长和就业越来越依靠服务业。需要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，而提高生产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强市场竞争。应大幅度放开能够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服务行业，重点是金融、通信、科研、交通运输、文化教育等。　　4. 建立金融安全网和社会安全网　　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将出现失业和财政金融风险。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，加强风险监管，实现市场自律。完善失业保险，减少改革的成本和阻力。　　实施“政策包”的策略　　结构调整时期，不仅要制定正确的政策，转型的进展还取决于执行情况。　　1。要充分认识到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和必然性。在这一阶段，社会各界要经历政策摇摆、思想启蒙、统一认识、下定决心的渐变过程。　　2。要有危机感，充分估计转型的阻力、风险、技术复杂度和长期性。增长阶段转换期，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型，避免危机倒逼式改革的最好办法是增强危机感。领导人要对形势有深刻认识，稳得住大局，注意把握转型的方向、顺序、重点和速度。要有一支技术性的专家队伍和执行机制。要加强舆论引导，凝聚广泛共识。　　即使爆发危机也不可怕，关键是面对危机做什么，是进还是退。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，而韩国成功实现了结构升级和中速增长，2007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。之所以出现了增长路径的明显分化，是因为金融危机后，韩国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结构改革，而马来西亚等国则选择了加强资本管制、放缓改革开放，失去了调整的良机。　　3。结构改革要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分工。不简单是政府放权，而是有收有放，根据完善市场经济需要，重新调整政府职能。在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化、利率市场化、资本自由化的同时，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。在大幅简政放权、取消管制的同时，加强政府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、保护知识产权、鼓励基础研究、加大民生投入等方面的职能，并以法治为基础。　　4。结构改革要整体布局、重点突破，政策的执行要攻坚克难、实质推进。如果对照全斗焕、卢泰愚、金泳三、金大中政府的施政纲领，可以发现，韩国转型期间四届政府(1980-2003年)的政策方针基本一致，即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，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却反差明显。　　如果说，危机前的改革呈局部性、被动式、偏政治化、上层精英主导、受利益集团影响、便宜行事、流于形式等特点的话，那么，危机后的改革则呈全局性、主动式、政治经济改革并行、全民共识、方向坚定、攻坚克难、实质推进等特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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